我与歌
内蒙古新闻网  18-06-07 11:29  【打印本页】  来源:达拉特快讯

  一个人的一生是离不开歌声的。

  大凡和我交往的人都知道,我是左嗓子,一个不会唱歌的人。

  有人说,不会唱歌,是因为没选到适合你的歌,这话从理论上讲也许是对的。但我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那里寻到了答案:外因是我的父母没有一个人会唱歌,我的DNA里大概就没有这方面的遗传因子,我们弟兄姊妹六个中只有三弟在酒后偶然吼两嗓子,听来还有点韵味,跑调不至于太远。从内因看,我一直对唱歌没多大的兴趣。古人云,热爱是最好的老师,一样事情,索然寡味,自然就接触得少了。外因和内因都没有,冰箱里放一颗鹅卵石,再怎么发生作用,也不会孵出小鸡来,所以这半辈子也就与唱歌有缘无分。

  我出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留给我最早记忆的歌曲是来自我家墙上挂着的那个纸盒子喇叭,每天早晨就会准时唱起高昂激越的《东方红》,每天晚上广播结束时总会是高亢嘹亮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我们各族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歌颂他老人家的歌曲大家自然喜欢听,生产队的社员劳动休息期间哼唱的也自然是这些红歌,听得时间久了,妇孺皆知,耳熟能详,再加上这两首歌曲音节跨度不大,歌词通俗易懂,就连我这个五音

  不全的孩子也能一字不落唱下来。后来成了我参加酒局被赶着鸭子上架时用以应付摊帐的宝物。

  在农村上小学初中时是没有专门的音乐老师,便是嗓音较好的老师兼职。时任朝报沟民办学校校长的刘成业老师虽然说话有点结巴,但唱歌极为流利连贯,教唱我们《北京的金山上》,兴致起来,载歌载舞,课堂气氛热烈。三妈偶然代替三爹上课,教我们一首似乎叫《养猪好》的歌:养猪好,养猪好,养猪的好处真呀真不少,皮毛骨头用处多,猪的全身都是宝,多种经济齐发展,社员的生活步步高······后来转到了公社所在地上学,记得有一个叫王金梅的外地老师给我们带音乐课,王老师长得很漂亮,歌声也很优美,但也极其严肃,给我们教了很多在平时听不到的歌曲,如俄罗斯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中国名歌《茉莉花》,当然也有小朋友喜爱的《红星歌》、《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这些经典歌曲,可惜我连一首都没有学会,倒是经常在课堂上阴阳八怪练习美声唱法,挨了不少的训。

  上初中的时候,学习逐渐紧张起来,音体美的课程好像越来越少了。邱宏发老师偶尔给我们教一些歌曲,邱老师嗓子天赋好,唱出来极像女声,使我想到戏剧大师梅兰芳老师,如果及早被发现、培养、深造,或许也会成为一代歌唱家。他给我们教的歌曲多半是充满正能量的诸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好》《学习雷锋好榜样》等革命歌曲,因为适合大合唱,在以后多少年的集体演出中,我都

  充当南郭先生滥竽充数。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了全国,港台歌曲也吹到大陆,邓丽君软绵绵的《甜蜜蜜》、《何日君再来》等歌曲与我先前听到的雄壮有力的革命歌曲形成强烈反差,受到年轻人的热捧。但我还是喜欢听《祝酒歌》、《在希望的田野上》、《军港之夜》这些给人力量的歌曲。1979年中国进行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李双江的一首《再见吧妈妈》,让多少国人流下感动的泪水。那时候已没有了直通千家万户的小喇叭,我家的那台老式收音机是我们姐弟收听歌曲的唯一渠道,时间长了,私下里悄悄地哼几句,反正也没人能听到。

  考上师范后,音乐课成为诸多课程中比较重要的科目,国家培养的是全能的小学教师嘛!我一直认为,学习音乐必须有一定的天赋,而这正是我的短板和缺陷所在。那时候,一到上音乐课就头疼,像蝌蚪一样的音符在眼前乱哄哄地游动,连基本的哆瑞咪发嗦啦西也唱不准,更不要说几分音符A调B调升降强弱了。一本试唱书被汉字标的密密麻麻,也弄不出个所以然来,每次在刘志峰老师:“不准,不准,你练没练”的批评中长吁短叹,无以言对。在外面音乐教室的墙上,赫然贴着“音乐是生活中的一股清泉”的名言,我没有体会到清泉的甘冽,却在泉水边失去了自信。我特别羡慕占全、中玉这些老同,大段的试唱一学便会,那么轻松自在。乐器更是难以企及,脚踏琴在我的折腾下发出嘈杂的声音,

  如同在铁匠铺里胡乱打铁。我以为音乐课一定是过不了关了。好在刘老师极为通融,让我顺利毕业,真的发自内心的感谢。

  而那时,台湾的校园歌曲已极为流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外婆的澎湖湾》、《踏浪》、《橄榄树》,竟也激起了我的学歌的欲望,买了一个小日记本,转抄了几十首比较熟悉的歌词,每天上晚自习前,和同学们围坐在一起,拍着桌子或大腿,哼唱着,唱错了,大家笑成一团。师范每年都要组织大合唱比赛,每个班都必须参加,这已成为惯例。一年级时,班主任刘志科亲手导演组织的《长征组歌·四渡赤水》,下了很大的辛苦,也得到很好的评价,被评为优秀节目。而三年级时的一首《难忘今宵》成绩垫底,让班主任唐海明老师脸上无光,足足训斥了一个星期,现在想起来忍俊不禁,也算一段美好的回忆。

  师范毕业后自然当了老师,小学初中所有的课程几乎带遍,唯独没有涉及音乐科目。后来,改行到行政部门,也参加过几次庆“七一”、迎“国庆”文艺演出,都是大合唱的形式,凑了个人数,已不记得唱什么歌曲了。倒是那首《走进新时代》是认认真真学过的,感到歌词和旋律都特别优美有力,在写材料时情不自禁哼出两句“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做主站起来”,大家投来异样的目光,知道我的材料写的比较顺利,又有新进展了。

  到吉格斯太镇工作后,班子里集聚了几个嗓子条件较好

  又喜欢唱歌的年轻人,酒到兴致处,一拍即合,草原歌曲、革命红歌,乃至当地山曲民歌,信手拈来,高中低音配合绝伦,成为镇里接待工作一个响当当的的品牌,我给起名曰乡土乐队。我听得尽兴,用筷子敲打盘碟伴奏,工作的烦恼顿时随歌声飘向远方。我不懂音乐,但每年组织农民搞一场民歌比赛,吸引了包括萨拉齐、准格尔的歌手前来参加,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我的两首小诗经过朋友的推荐,被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邢长江老师看准,改编成两首歌,其中《我的达拉特》在网上的点击率超过五万多次,受到土著达旗人的青睐。对于我这样一个不懂音乐的人来说,也颇有一些黑色幽默的味道。(老林已老)


[责任编辑: 雒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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