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贺兰军魂”公众号上面的许多优美的文章深深吸引。当看到原兰州军区陆军20师步兵第59团的官兵在多篇文章里提到，当年驻扎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宗别立镇期间的感人故事，我的心中就像有一股暖流在涌动。读着他们的故事，我的思绪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年代，回想起了时至今日令我们全家人难以忘怀的经历。
1968年9月，父亲由于工作调动，年仅7岁的我跟随家人来到宗别立。宗别立当时是阿左旗的一个公社，位于贺兰山与西部沙漠之间的一片戈壁滩上，常年干旱少雨，四季风沙弥漫，地上植被稀少，除了骆驼刺和碱柴根，几乎再无其它植物。虽然自然条件恶劣，但宗别立却是当时阿左旗第二个通铁路的地方。这里有一个最明显的建筑，就是铁路大桥，大约修建于上世纪50年代末。铁路在1966年正式通车，连通了宁夏银川和贺兰山里的几座煤矿，主要用于煤炭运输。这条铁路也为驻扎在贺兰山深处的原20师运送战备生活物资提供保障，更给沿途老百姓的出行提供了方便。
上世纪60年代末，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特殊时期，中苏关系十分紧张，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贺兰山成为守卫北部边境的军事要地。听父亲讲，1970年初，20师59团正式入驻宗别立，担负起守备防御的战略任务，指战员们开始了戍守边关的艰苦岁月。部队刚到宗别立，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没房住、没菜吃、饮水难，还要担任艰苦的训练和战备任务。战士们一部分住在学校的教室和老乡家里，一部分住在当时修建铁路后废弃的工棚里，但绝大多数都住在他们临时搭建的地窝子里。从此，在小街上常常能看到解放军战士的身影，有帮老乡劈柴、跳水、打扫卫生做好事的，有给老人小孩看病的，有三三两两赶着毛驴车来购粮购物的，也有到邮电所收寄物品拍报打电话的。平时没几个人的小街，由于他们的到来，一下子热闹起来了。父亲当时在邮电所工作，每天都要在供销社门口等候班车，把要寄走的邮袋送到车上，再从车上接回寄来的邮袋，然后分拣分发，按照机关单位和部队各自订阅的份数，投递报刊杂志和邮件。由于工作关系，父亲每天都要和59团的官兵打交道。时间久了，关系相处得非常融洽。后来更是发生了一件事让我们全家至今都难以忘怀，我父亲现在说起来仍感动不已。
那是1971年7月初，母亲刚生下三妹，还在月子里，父亲突发心脏病去银川住院治疗。家里大小事情都由70多岁的奶奶操持。体质一直很差的弟弟忽然生病，起初的表现是不思茶饭，呕吐不止，奶奶以为是消化不良，就给弟弟吃了一些助消化的药。不料弟弟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腹泻得非常厉害，短短几天时间，3岁的弟弟瘦成了皮包骨头，站都站不起来，最后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奶奶和母亲见状，抱着奄奄一息的弟弟号啕大哭。父亲是奶奶唯一的儿子，弟弟又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平时弟弟就是全家人的心头肉。眼下弟弟病成这样，父亲又不在家，奶奶和母亲没了主意，一时家里乱成了一锅粥。情急之下，母亲突然跟我喊道：“快去叫你张叔叔”。张叔叔是父亲的同事，跟我们家同住在邮电所后院。听了母亲的话，我哭着跑到了张叔叔家，听完我带着哭腔的求救，张叔叔立即冲到我家里，果断地说：“赶快送到部队卫生队去！只有部队的军医才能救这个娃娃！”那时的宗别立卫生院医疗条件差，只有两三名医护人员，药品也不全。自从59团进驻后，公社居民和附近的农牧民都愿意到卫生队看病，军医们不但医术好，态度好，而且不收费。说罢张叔叔抱起昏迷不醒的弟弟便冲出家门，还在月子里母亲也顾不得给自己裹块头巾，就拉着我急忙跟着跑了出去。奶奶拄着拐杖在后面哭喊道：“一定要救活我的孙子啊！”我转身望着奶奶，风吹乱了她的满头白发，泪水在她满是皱纹的脸上流淌。
59团卫生队当时借住在宗别立公社养路工区的一个小院内，离我家不远。我们一行人跑到院门外，门口的哨兵看到张叔叔抱着一个小孩往里闯，就去拦。张叔叔简单说明情况后，哨兵连声说：“快进，快进！”张叔叔一边走一边喊：“党医生在吗？陈医生在吗？”话音刚落，就从屋里快步走出两位军医。母亲看见医生来了，扑通一声跪下说：“求你们救救我的娃娃吧！”两位医生见状赶紧扶起母亲说：“大嫂别着急，放心吧，我们会全力救孩子的！”说完，仔细地询问了弟弟生病及用药的过程，然后迅速给弟弟做检查。母亲焦急地问：“大夫，我的娃娃得的啥病？还有救吗？”一位大夫说：“孩子得的是中毒性痢疾，非常严重，需要马上输液，幸亏你们来的及时，否则孩子就没救了！”母亲又紧张又急切地说：“好好，都听大夫的。”随后医生把弟弟抱到了病床上，拿来药瓶给弟弟输上了液体。看着药液一滴滴流入弟弟的身体，母亲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液体输完了，弟弟也慢慢苏醒过来了，母亲激动得热泪盈眶，拉着两位医生的手不住地说：“谢谢，谢谢。”以后的几天里，我每天背弟弟去卫生队输液。没过几天，弟弟的病就全好了。
时间已过去近半个世纪，虽然我至今也不知道党医生和陈医生的名字，但当时的情景却好像刻在了我的脑子里，依旧那么清晰，每每想起，都会感动得泪流满面。这也让我幼小的心里种下了热爱解放军的种子，觉得解放军叔叔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是我们的亲人，有困难就要找解放军叔叔。
不久，父亲从银川看病回来，听我们讲了弟弟生病救治的过程后，父亲红着眼圈动情地说：“解放军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哪！我们一定要报答他们呀！”父亲是个有文化的人，他最懂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道理，何况是救命之恩呢。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报答解放军成了父母心心念念的重要事情。然而在那个年代，父亲每月的工资只有45块钱，还要养活我们一家九口人，所以从物质上回报解放军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一天父亲下班后，高兴地对母亲说：“我们终于能报答解放军了！”母亲看着一脸兴奋的父亲疑惑地说：“你想到什么好办法了？”“给解放军补衣服呀！我发现部队上的战士们穿的衣服都磨得破破烂烂的，咱们可以给他们补衣服！”父亲激动地说。母亲听后也高兴地连声说：“这可真是个好办法！”当时宗别立只有一家缝纫店，是一对潘姓夫妇开的，只做新衣服，不补旧衣服。部队刚到宗别立时，建筑施工任务重，同时还要搞生产，更要训练备战，摸爬滚打非常辛苦，衣服磨损得特别厉害。战士们的衣服和裤子磨破了，就随便拿线缝在一起，甚至用铁丝把破洞拧住凑合着穿。父亲看到这样的情形，认为这是我们报答解放军的一个好机会。可是战士们都不好意思让我们缝补，父亲好说歹说才能拿来几件。刚开始的时候，母亲白天打零工，到晚上用手工帮战士们缝补衣服，但效率低，一晚上也补不了几件。
父亲就决定要买一台缝纫机。那时的缝纫机不但价格昂贵，而且还要凭票购买。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属于难以企及的奢侈品，但是为了实现报答解放军的心愿，父亲下定决心，一定要买台缝纫机！票可以想办法申请，可钱从哪里来呢？父母首先想到的办法就是省，然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家庭来说，能从牙缝里省出的钱实在太少了，只能另辟蹊径。于是母亲利用休息时间，带着我去十几公里外的黎明队耙谷草。我和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带着父亲做的铁耙子和简单的干粮，步行到黎明队的柳树沟耙谷草。耙好后打成捆，赶天黑前背回家里。谷草每斤3分钱，买给当地的牧民喂牲口。就这样和母亲背了二十多天后，挣了几十块钱，然而，离买缝纫机的钱数差得很远。看着母亲难过的表情，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帮母亲实现心愿。于是我又带着弟弟妹妹去捡牛羊骨头，去修建铁路之后废弃的工棚里捡破铜烂铁，再卖给供销社的废品收购站。母亲则继续打零工，在一家人几个月的辛苦努力下，我们终于凑够了钱，买回一台上海牌缝纫机。母亲用长满老茧的手抚摸着盼望已久的缝纫机，激动地说：“这可是我们家最值钱的宝贝啊！”父亲说：“有了它，我们就可以帮解放军缝补衣服，来报答亲人解放军了！”
有了缝纫机后，父亲找到59团一营三连的司务长谢俊德和高机连的钟学良，对他们说：“我们家有缝纫机了！你们回去告诉连里的战士们，谁有需要缝补的衣服就尽管拿来。”二位叔叔听后十分高兴，连声说：“真是雪中送炭啊，太感谢你们了。”后来，战士们陆续来到我家，请母亲帮忙缝补衣服。在我的记忆中，家里每天晚上总是回响着缝纫机“哒哒哒”的声音，母亲怕补的衣服不够结实，还买回很多军绿色的棉布，帮战士们缝补时会在胳膊肘、膝盖、屁股的地方加一块布，多轧几道，打成结实的补丁。母亲常常补到深夜才睡觉。
时间久了，需要缝补的衣服越来越多，战士们实在过意不去，临走时总要给母亲留下3角5角钱，那时候战士的津贴只有六七元，还要购买日常用品，也不富裕，所以母亲坚决不要。战士们就趁母亲不注意，悄悄地把钱留下。每次战士们来拿补好的衣服，走时总会把我家的水缸挑得满满的。我们一家和战士们相处的时间长了，真像一家人一样。有的战士还会把自己种的白菜萝卜拿一些给我们。那时的宗别立是个半农半牧的公社，常年干旱，机井又少，很少种蔬菜，这些萝卜白菜就成了那时我们一家人的珍馐美味。
就这样，我记忆中的童年时光充满了缝纫机的哒哒声，解放军叔叔们热情洋溢的笑脸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们对我们一家人的帮助，令我感动到今日，终生难以忘怀。一位四川籍的战士回家探亲，来时给母亲带了一个手工编制的小竹筐，非常漂亮；钟叔叔送给我们的两只碗，至今还在。谢叔叔送的一床毯子，母亲舍不得用，一直保存到现在。如今已过去了三十七年，每当回想起当时和解放军战士们相处的日子，心里还是那么温暖亲切。(柴红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