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火正红，乡邻进来，带入一股冷风。黄色的炕桌摆在红色的油布中间，上面的一只大圆盘里堆放着刚出锅的麻花、馓子，另一只小些的盘子里则是花生、瓜子和包着蜡纸的水果糖。乡邻和父亲寒暄着，我却听不清谈话内容，也看不清乡邻是谁，急着迈步上前……一挣扎，眼前只有灰白色的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打在墙上，原来是一个梦。
梦外是秋天的早晨，又是阴雨连天接地。起床，烧饭，打开燃气灶，周身还是冷。眼前又晃荡着老家的那个小小的火炉，不禁披挂了一件长衣。
其实故乡位于敞风地带，纬度也偏北，大多时候是干冷的，老屋又隅于山谷之北的风带上，可我怎么只记得故乡的老屋是暖和而温馨的呢？
老屋
三间土坯房，坐北向南，坐落在山脚下，是父母成家立业的巢穴。屋后跨过一脚宽的防洪渠，便上了山腰，这是童年的乐园。
夏天，一簇簇的狼毒花紧紧挨挨地长满整个山坡，掰开茂密的根茎，常可见野韭菜、臭葱等，偶尔还有圆圆的鸟窝，里面藏着两三枚小小的蛋。找一块锋利的石片，把野韭菜、臭葱铲起来，攥成一大把，回家切碎放在老腌菜的汤里，蘸着莜面窝窝吃，实为美味。
秋天，实在是乏善可陈。小的时候，都是放“秋假”，或在家里带弟弟、干家务，或是去地里帮着父母收割庄稼。等上了高中，有了“正规的暑假”，秋天都是在学校里和题海征战。
冬天来的时候，山坡上除了被朔风切割的棱角分明的石头，并没有什么可玩的。尤其风大的时候，老屋顶上盖着的用来保温的胡麻秸秆，总是会被掀得七零八落，即便都是用石头压着的。
春天却是一直留在记忆里的。
故乡的春天总是来得很晚，这是我长大了后才晓得的。等到一换单衫的时候，叶子单薄的小草从石缝间钻出来，山便有些毛茸茸的了。下过一两场春雨，种完庄稼后，太阳照在身上有些发烫的时候，父亲便喊了邻居们来帮工——要“抹房子”了。
先赶着骡子车去山的背面拉回一车车的黄土，土堆在房子后墙的中间。用铡刀把经冬了的麦秸切得寸把长，黄土堆中间挖一个大坑，倒入小腿深的井水和碎麦秸，大人们穿着黑胶雨鞋在里面踩，踩完了再用锹不停地翻搅，直到麦秸和泥土混为一体，有了足够的韧性。为了更经得住风水雨打，还有的人家会在黄泥里加入动物的毛发。
而孩子们总喜欢在土堆的一面“开渠”，看着水流裹挟着黄泥，汩汩地漫过清浅的草芽，在低处汇成一个个水坑。虽然总免不了大人的“嫌弃”，但快乐往往是水珠一样欢奔着。大人看到孩子眼里的光彩，笑骂一句也就任由其胡闹了，不过是多费力担两桶水的事儿罢了。
黄泥和好了后，五六个男人沿着院墙上了房顶，两个留在泥堆边。一个胶皮桶一根粗麻绳，泥堆边的人往桶里铲，房顶上的人往上拉，“吊泥”的营生是最需要力气的。房顶上的人则每人手持刮泥铲子，左一抹右一抹，一抔抔的黄泥转眼间就化作老屋顶的“新衣”，屋顶上那些风吹雨打过的裂痕，再也不见。
太阳逐渐变烈，屋顶很快就被烤出了新鲜的土腥气。男人们的嘴和手一样忙而不乱，土纸烟吸入口腔后吐出的烟圈儿和不荤不素的玩笑在屋顶上欢快地升腾着、弥漫着。
每年的抹房子都是家里的大事儿，母亲要找几个要好的姐们儿来帮厨，家长里短、嬉笑嗔骂间，饭菜就差不多了。一般是炸油糕、炒鸡蛋，农村人吃饭，盘大碗大，布满了碎泡泡的油糕都放在两个大铁脸盆里，金黄的炒鸡蛋上点缀着翠绿的韭菜，分置在三四个平底铁盘中。凉菜则是白生生的土豆丝拌绿莹莹的菠菜段，堆放在一个大瓷盆里，顶上面是切碎的葱花、花椒面，炸完油糕后舀一铜勺熟胡麻油快速倒在花椒面上。胡麻油与调料碰撞的瞬间，蹿脑的醇香瞬间就炸裂于满屋子，不一会儿屋顶上的人都吸着鼻子说：“今天这油呛好了！”
晌午，日头滚烫时，男人们收工了，弯腰掬几捧井水冲干净脸上的汗渍，进家、上炕。女人们早已摆好了饭菜。敞开肚皮一顿猛吃，有时还要喝些酒解乏，白酒是二锅头啤酒则多半是雪鹿，一屋烟火热闹自不必说。抹完了房子不久就要开始锄地了，日子紧着日子过。
所以，这是每个春天里，老屋最风光而悠闲的一天。
炕桌
在我上初一的那个寒假，父亲找人做了一张桌子，是一张炕桌，漆了金黄色的油漆。放在老屋里，像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让多年烟火熏染的屋子一下亮堂了许多。
父亲的理由是，我长大了，而且成绩不坏，需要一个专门写作业的地方。还有就是，炕桌的用处更大，不写作业时便可充作饭桌。
我在弥漫着油漆香味儿的炕桌上做数学题，默写英语句子。尽管已了解化学一词，却不知甲醛为何物。因为有了炕桌，我不用坐着凳子趴在炕沿上写作业了，但伏在炕桌上久了，屁股和双腿享受不了平整的硬炕，变得又麻又痛。龇牙咧嘴中，赶紧下地溜达几圈。
记得那年除夕的前几天，风雪特别大，白毛风刮得人眼睛都睁不开，山南一个村里的羊倌在风雪中迷了路，等到找回家时，手脚都冻坏了，100多只羊丢了一多半儿。
在学习的空挡和母亲拆洗被褥、蒸馍馍、炸麻花，为过年做准备。父亲则每天会在串门归来时拿回一卷卷的红纸，让我和弟弟帮忙拆成竖条、横条或斗方。这时的炕桌摆的满满当当的，瘦骨嶙峋的毛笔、低档廉价的黑墨，还有那些一搓满手红的红纸。父亲算是村里的知识分子，但写的字并不好看，来找他写对联的人却络绎不绝。我和弟弟把“月份牌”一页页地翻过去，找吉祥而又贴近农家实际的话说给父亲，父亲一笔一划地写在红纸上。很多时候，还要发挥我的聪明才智，现编现卖。
母亲总是埋怨父亲多管闲事儿，把炕上弄得没有一点空隙，害得她没法做针线活儿。给乡亲们写对联一则是父亲热心，爱揽活儿；二是很多人并不知这字的好坏。西头的一户人家，全家不识字，因为不会写对联只好用碗蘸了墨在红纸上扣“圈圈”；东头的一家人，托别人写了对联，却总是贴错地方，“牛羊满圈”贴在了家门上。还有一家人，闹出了“大门上的对联倒着贴”的笑话后，男主人要撕掉时，哪曾想天寒地冻早就把浆糊冻结实了，只好不了了之。整个正月里，一群孩子每天都跑到人家大门口，念一遍那副对联，然后不明所以地哈哈大笑着跑开。当然，至于平仄如何押韵、上下联怎么区分，根本没有人关心。
年三十中午，炕桌是家里最华盛的地方，猪排烩干豆角丝、红烧鸡块、肉片豆腐、辣子白菜、肉炒豆芽、凉拌海带丝、腐竹拌木耳等家常菜环桌而摆，一大条红烧鲤鱼居于正中，一盆炸糕、炸油饼放在炕桌边上。等到父亲在院子里点燃了响炮，时钟的指针正好指向“12”。全家人围桌而坐，那时母亲还总喜欢和父亲喝几盅白酒，我和弟弟则可以随便豪饮汽水或果汁。
直到我考上了大学，假期不再为做无数的作业而犯愁，它又成了弟弟的课桌。后来，黄色的油漆不断掉落，斑驳的光阴刻印在炕桌上，和刻在父母眼角眉梢的纹路的时速是同步的。
炕桌像是一个钤印，回忆的纸张再怎么泛黄发脆，它依旧红彤彤地停留在原处。
躺柜
老屋里有两节躺柜，都是红色的。一节是父母结婚时找匠人打制的，一节是我八九岁的时候，父亲买了木板又做的，专门用来放衣服、杂物。而原来的那节正好里面有两个格子，分别放了莜面和白面，成了面柜。
我最喜欢的家务便是拂拭这两节柜子。先用湿布一寸一寸地擦，再用一块柔软的干布把影影绰绰的水渍揩干。只待尘埃散去，光华重现。直到用手摸上去，光光的、滑滑的，只余木头的纹理在指尖游走。好似一双脚走过平坦的原野，偶有一道坎儿，不窄不宽、非长非短，恰好就是岁月的痕迹，跨过去又是一番云在青天水在瓶。也像一个活通透了的人，走过崎岖坎坷的路，看过流云飞瀑听过雷惊四座，某一个时刻站在人生的某个拐角，眼前一片澄明，山川似水、月色如银，所欲所求都尘归尘、土归土，余生的路，可通向山外的远方，也可抵达心底的庸常。
家里人出门时才穿的最好的衣服、母亲用来绣鞋底的最漂亮的丝线、新买的给我扎头发用的五颜六色的头绳、二姨送的一块浅粉色底子深粉色花瓣的纱巾都在那个新柜子里，还有很多零七碎八的物什。最底层的一件深蓝色夹棉风衣，还有一只上海牌的腕表，则是母亲的心爱之物，是她结婚时力争来的。
每年秋天，还没到秋忙的时候，太阳正毒，母亲便会翻箱倒柜地收拾一遍，衣服都拿出来，花花绿绿地晒在院里的铁丝绳上，远远望去，活像一幅色彩斑斓的油彩画。而令我最欢喜的是那些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一颗水果糖，尽管是过年时漏掉的，但特别甜；还比如掉在柜底的钢镚儿，凑够五分可以去买一支带橡皮头的铅笔；比如母亲不用的几块碎布，我收拾出来让母亲裁裁剪剪缝一个有棱有角、四四方方的沙包；还有一些母亲不用的毛线，我学着织了好几条发带，换着戴，很美气的……反正，每次都有新收获。
下午的太阳滑过西墙时，母亲开始往回收拾晾晒的衣物。抱着那些衣物，浓烈清香、干燥温热的太阳味充斥在怀间，感觉抱着一个不知名的远方。我便一路轻轻地走一路抽动着鼻翼，直到太阳的气息荡满整个胸腔，放下时，心里有隐隐的不舍。看着母亲一件件地将衣物归类入柜，感觉时光被一点点地窖藏了起来。“咔嗒”一下，柜门合上，红色的躺柜便久居于记忆了。
记忆的每一次盖棺定论，恰是生命热气腾腾的反射。未来路上，余热在此，不断不流。
2009年，我正式远离故乡，扎根于如今的城市。算起来，老屋比我的年龄还大，有近40年的岁月刻印在那些干裂的土坯上。每一次归乡，都眼见着老屋又小了，又佝偻而颓废了。记忆却不断地在脑海里发酵，没法打开姑息的时候，便到了梦里，又是清晓泪流。
后来，父母也走了，只留老屋孤零零地立在那个半山腰了。雨水越来越少，山上早已没有了狼毒花，只有青灰色的山体像是一个衣不遮体的老人，默默地蹲在时光深处晒着太阳、等着冬雪。
再后来，村里要整治脏乱差，老屋被夷为平地，没留下一帧影像或一幅照片。躺柜和炕桌都送了人，那些曾被母亲无比珍视的物件儿也流落各方，有用的被邻居拿走了，没用的被当作垃圾扔在了更远的山沟里，任风蚀雨打。
老屋不在了，浩荡的时光洪流从来都没把它放在心上，让它生长和让它消失，一样不留余地。
可是，对我来说，它曾经那么大，盛放过父母最旺盛的年华，还有我二十多年的芳华，星星点点的繁花缀满了那棵幼小却不停茁壮生长的树。我的生命从这里开流，如今却再也找不到了源头。
岁月啊，请记得常常赐予我勇气，让我一直守着老屋的记忆。(张晓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