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三分半的自留地，可产粮食一百多斤，地的边头堰边还可种些瓜果蔬菜。这样，农民的生活有了较大改善，一日两餐基本上能填饱肚子。

　　但好景不长，1966年“文革”开始后，“斗私批修”“割资本主义尾巴”，自留地被生产队割去了二分半，每人只留一分的种菜地，自养的猪、羊、鸡等家禽家畜也受到了限制，城市的自由市场被取缔，缺吃少穿的光景又返了回来。

　　我大学毕业后在学校教书，1980年寒假回到家中，母亲变着样地做白面食品：擀面条、蒸馒头、炸油饼。连住几天，顿顿白面，我怕自己走后，留给兄弟妹妹们长时间吃玉米窝头，提出在白面中掺和玉米面吃。母亲怯怯地说：“土地联产承包了，缴够了公家的粮食，剩余的归自己。现在粮食够吃，白面也比过去多多了。”

　　她的话语很低，像是怕别人听到似的。母亲停顿一会儿又说：“但愿以后再不要变了。”

　　夜晚，我睡在温暖的炕上，母亲坐在我的身旁，像是想着心事。她突然喃喃地问道：“你说这承包的土地公家会不会再收回去？”我想了想说：“不会吧？”其实，我说这话只是为了安慰母亲那颗忐忑不安的心，自己心里也没底。

　　在我返回城里的时候，母亲给我装了满满一布袋上等白面，她说：“只要政策不变，白面就够吃，你吃完了就回来拿。”

　　我终于明白了，母亲这几天为什么只是忙碌地做着好饭，却谨言慎行，虽然精神饱满，却又面带愁容。她是怕刚到手的好日子稍纵即逝。

　　吃不饱饭，是那个年代种粮人的常态。人们做梦都想着什么时候才能吃饱饭，什么时候才能经常吃上馒头、面条，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他们首先体味到的不是喜悦，不是欢乐，而是害怕：真的可以放开肚子吃饭了？这对吗？是不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

　　由此延伸出更大的担忧和害怕：这样的政策能长久吗？这样的好日子一直能过下去吗？

　　这样的日子，本来就是农民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可在他们内心深处，却没有一顶点儿荣誉感、自豪感，倒像似从别人家盗窃来的财富，说不定在什么时候被发现，不仅会随时失去到手的东西，还会带来种种灾难。

　　农民的这种担心，不仅有着前车之鉴，就是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也是争议不断。当时盛行的说法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回想母亲几天来喜悦中带有忧愁的面容，正是反映了当时多数农民的心境。

　　1984年，我由农业地区巴彦淖尔盟调到工业重镇乌海市工作。母亲曾经担心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不仅没有变，而是作为示范经验向城市推进。一时间，“包”字进城，像一股猛烈的旋风，冲击着城市的经济管理体制。我作为时任的新闻记者，满怀激情，整日追踪着改革的洪流、记录着改革的步伐、见证着改革的成果。

　　1992年，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来讲，有着划时代的意义。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对“姓资”和“姓社”的问题，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从理论层面作了明确的论述，可谓一锤定音，为犹豫徘徊的中国指明了方向，坚定了改革开放的信心。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大幕开启，春天的故事再次讲起。乌海更是高举“改革试验区”这面旗帜，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开放，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和政策。其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粮食体制改革了。

　　乌海的粮食体制改革始于1992年的7月1日，改革的内容是放开价格、开放市场。这项改革，在当时没有参考范例，效果会怎样，谁也说不准。民以食为天，几十年一贯制的粮油供销体系，一夜之间改变了规则，弄不好后果不堪设想。但从后来的结果看，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可怕。粮价虽有涨幅，但在人们的承受和预期之内。特别是在短时间内，涌现出许许多多的私营粮店，店主们想用户之所想，把粮店开到了居民的家门口，增加了供应品种，搞高了服务质量，市民挑挑捡捡买粮油，着实当了一把“上帝”。而当年的粮油部门的干部职工也不得不放下身段，做起了客客气气为民服务的勤务员。

　　有了自由的市场，市民就有了选择的自由，想吃啥粮就买啥粮，想买多少就买多少。什么曾经的粗细粮六四比例，什么按定量称米下锅做饭，统统成为了历史。

　　有了市场，就有了竞争，在竞争中价格虽然有涨有跌，但总体处于平衡状态。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商品丰富了人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