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记忆的长河中，总有一些人和事让人常常想起，比如童年记忆里的老电影以及那些走村串户的放映员，每每想起都会让人迷醉。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能看上一场电影那是十分奢侈的事，特别是在偏僻的村庄，一年中只有三五次。每当有电影放映的时候，人们像过节一样高兴，而放电影的消息也像长了翅膀似地迅速飞遍相邻的村庄，于是十里八村的人都会赶在天黑前来到电影场。电影放映的当天，我们早早地守候在大队干部的院门口，因为放映员就在他们家吃饭。那时候，电影放映员是非常令人羡慕的职业，不仅受人尊重，而且年轻放映员更是许多女孩子心仪的对象。等放映员吃完饭，我们一群孩子便跟在他的后面，帮着提拷贝，搬凳子，二狗蛋早已跑在前面高喊起来，“放电影的来了！”天慢慢黑下来，银幕是早已挂上去的，在老姑家的后墙上。半大孩子们捡一块儿砖头坐在最前面，然后是坐着小板凳的老人们，再往后是坐在大凳子上的中年人，最后面是站着的年轻人。整个电影场里人声嘈杂，犹如村庄里的庙会，上树的，爬墙的，到处都是黑压压的人群。突然一道白色的亮光射出，机器传出吱吱呀呀的声音，放映员摇动机把，白布上出现电影的片头，喇叭里响起音乐，全场顿时安静下来。孩子们喜欢看打仗的电影，所以最喜欢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当银幕上出现红色的五角星闪着金色光芒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军歌那雄壮的声音中欢呼雀跃起来。

　　那时候，电影在各个村庄轮流放，没等这个村庄放完，那个村庄里的人就已经等候多时了，我们就跟着放映队跑。每次都是早早吃过晚饭，满村子喊伙伴们的名字，然后三五成群沿着小路行走七八里路，去到另一个村庄。虽然那些电影我们不知道看过多少遍，甚至连电影里的台词都可以倒背如流，但是大家还是乐此不疲。其实除了看电影之外，大家更愿意和邻村的孩子们打土仗或偷邻村的西瓜。打土仗是严格按照电影里的程序安排的，首先在村外找一块空地，划好地界，双方约好电影结束后开战。等到电影散场，双方进入各自的阵地隐蔽起来，先是一阵坷垃仗，不一会儿，对方就没有了声息。二麻烦是我们的司令，他学着电影里的台词，命令我们“悄悄地进庄，打枪的不要！”我们弓着腰探着头向对方的阵地摸去，手里拿着土块儿，领头的二柱子边走边低声说“不见鬼子不挂弦”。等我们摸到对方的阵地后，才发现没有一个人。正当我们纳闷的时候，突然身后传来“司令员”的喊声：“同志们，我被包围了，为了胜利，向我开炮！”他的话音刚落，对方也喊了起来；“弟兄们，给我冲啊！共军没有子弹了！”原来对方早已放弃阵地，从两侧迂回到我们的后面，已经把二麻烦围在中间。我们撒腿就跑，哪还管“司令员”的死活，估计早已成为人家的俘虏了。最多的时候是偷人家的西瓜，而偷瓜也要学着电影里的战术，一会儿声东击西，一会儿暗度陈仓。一次，我们又派一个人去瓜地的东边故意弄出声响，看瓜老头拿着手电筒照着声音传出的地方，人却向西边走来，我们的阴谋被识破了，于是有人喊；“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炮！”土块儿像雨点飞向老汉，老汉赶忙跑回瓜房里，我们趁机跑进瓜地，不管生熟，抱着就跑，身后传来老汉的骂声。到了宽敞的地方，我们砸开西瓜边吃边说；“甭说吃你几个破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交钱！”那个年代，不管是上学还是玩耍，老电影中的经典台词都成为大家的口头禅。

　　上初中后，老电影发生了新变化，《小花》、《五朵金花》、《苦菜花》等电影取代了“三战片”，情窦初开的男生们悄悄给刘晓庆写情书，虽然石沉大海，但还是在等待中兴奋着。而村里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在传唱“妹妹找哥泪花流”的歌曲。我的初一同学占成没等读到初二就跟随父亲放电影了，当我们上初三时，他已经结婚。每到周末，占成就会找我们玩，他把一些电影废胶片给我们，我们就在漆黑的夜里通过手电筒把影像映在白墙上。有时候，占成会把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带到公社礼堂看。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占成和他的父亲成为自负盈亏的放映员，到电视出现后，听人说占成已经回村务农了。那天，我正在办公室看稿，一个人突然推门而入，胡子拉碴，满脸皱纹。我抬起头问他找谁，那人木讷地说，我是放电影的占成！三十年的风雨沧桑哪还有少年占成的一点模样，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原来他听说国家要给老放映员发放养老金，他把放映证放到我的办公桌上，照片还是初一时的模样，思绪一下子回到我们的少年时期。

　　那时，占成当放映员，让同学们羡慕了好一阵子，可现在，占成说他这辈子没有读书是最大的遗憾。物是人非，一个时代的终结，总会有人要为之付出代价。

　　如今，胶片电影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然而老电影带给我们的回忆和情感却是永恒的，更使我们不能忘记的是那些带着电影放映机和发电机行走在乡村小路上的放映员，是他们点亮了无数个农村寂寞的夜晚，也是他们点亮了无数个农村孩子的心灵之夜。(周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