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器载道，传承文化。在中国，铜器制作有着悠久的历史，山西“走西口”人将民间的铜器制作技艺带到包头，精于细，重于工，锻造出包头铜器独特的魅力。
乾隆年间，各行各业匠人通过“走西口”落户包头，但到底谁是最早来包头的铜器制作匠人，现在已难查询。有据可查的是同治年间山西代州人李星玉来包开设了大成玉铜匠铺，专门制作铜佛像。同治年间，还有李二和尚在南河槽开设福玉成铜匠铺。李二和尚去世后，儿子李金鱼继承父业，雇佣工人有20余人。
光绪年间，郭天财、许明庆、邢大毛、李红高、李毛小、丁杰贵、吴福祥、侯来保陆续在包头开设铜匠铺。民国年间，李金鱼的徒弟李四自立门户开设铜铺，山西浑源人郭茂功也创立了自己的商号。1933年，包头县的铜匠铺达到20家，全年出产各种铜器20000斤，行销本地及蒙古族居住地。包头城垣内不足4平方公里，有如此众多铜匠铺，可见包头铜器制造业的发达。
铜匠铺与铸匠炉、铁匠炉等的行业组织是金炉社，祖师爷供奉在金龙王庙，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二日过社日、唱社戏。
清代“尊奉黄教，倾城天朝”在蒙古族聚居区大量建造喇嘛教寺院。包头本是蒙古族土默特部的牧地，包头城垣外紧接蒙古族乌拉特部、鄂尔多斯部等。仅乌拉特东公旗旗庙就有10座，乌拉特中公旗旗庙有39座，乌拉特西公旗旗庙有27座。当时，鄂尔多斯总共有243座喇嘛庙，曾属包头县管辖的达拉旗就有45座。喇嘛庙寺院都有铜佛造像，蒙古包里亦多供奉小型铜佛。铜佛还远销蒙古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因此，包头的“佛作行”呈兴盛繁荣的景象。
铜匠铺可铸造小型的铜佛以及供器五大件，包括一座大香炉、一对腊扦子、一对香筒子，由包头旅蒙行运到草原地区。寺院铸造大尊佛像时，铜匠师傅等携带炉具、原料等到寺院，会花费较长时间才能制作完成。铜器制作原料有黄铜、生铜两种。融料设备有坩埚、融炉、风机、焦炭、模箱等。制佛像先要打造一个佛像胚体，然后将胚体固定在模具上，撤去模具，把铜水倒入到胚体，等固化成型冷却后磨掉胚体，佛像就初步成型。佛像上的每道刻痕，都承载着匠人的辛劳。如今精于“佛作”的师傅多已作古，而留存在五当召、昆都仑召、梅力更召等寺院的铜佛，已成为包头铜器制作技艺的珍贵遗产。
铜具有耐磨、传热快的特点。因此，铜质的生活日用品锅、碗、壶、瓢、勺、火锅、酒壶、脸盆等广为民间使用，还有乐器锣、镲、铙、钹等以及茶馆用的制糕点的模子，饭馆用的涮锅子、火锅子。铜器造型质朴，结实耐用，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一把老铜壶可经几代人传承，将记忆和情感寄托其上。清末民初，铜匠铺生产铜壶的原料多来源于废铜器、铜钱。民国初，有位叫魏虎应的商人专门从北京收购铜钱贩回包头出售谋利。
我家住牛桥街，一出门不远，就能在南河槽看见一家铜匠铺，我不时站在门外看，铜匠铺烟火缭绕，匠人神态专一，只能听到拉风箱声和锤打声。铜匠很辛苦，每天工作12小时，很多铜匠因整天在烟熏火燎下工作，得了矽肺等疾病。当时铜匠的工资是计件的，如做一个铜瓢可赚八分八厘，售价为三角八分，等于一斗糜米价格。还有一种是月结的，每人每月工资为5至6银元，而徒工三年都没有工资。山西壶关人刘子花“走西口”来包头，在瓦窑沟一家铜匠铺当学徒，三年后离开时仍身无分文。
包头最有名的是柿子铜壶，外形扁圆，如同柿子。这种壶外形美观，闪闪发光，久用没有异味。制柿子铜壶工艺十分讲究，铜匠将融化成的铜片用不同的小锤一锤锤地打成铜壶，壶嘴与壶身要融为一体。提梁设计精巧，且能有效隔热。铜壶是蒙古族生活的必备品，民国初包头旅蒙商每年可销往蒙古族居住地1200把，毛利可达约3000两白银。现代包头，铜器作坊已消失不见，但铜匠的工匠精神仍为人乐道。(张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