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包头在未达到设邮寄代办所或信柜条件的地方，实行乡村邮政办法，由就近邮电局派遣邮差，以振铃为号收递邮件。
1949年前，包头地区无专职农村投递人员，寄往乡村的邮件，由邮差送到附近的邮寄代办所或信柜捎转，或由收件人到代办所、信柜自取。新中国成立后，配备了专职乡邮员。
1950年，包头市邮电局农村投递所经乡村信柜有二里半、新民堡、宴安河桥共25处。萨拉齐乡村投递所经乡村信柜有二十四顷地、小巴拉盖、美岱召等共13处。史料记载，1952年，设农村投递段道8个，其中自行车段3个、步班段5个。1954年，增加自行车段3个，当年有自行车段6个、步班段2个。1959年，农村投递路线长一千余公里，其中自行车班954.75公里、马班55公里。1963年，农村投递路线长度减为448.7公里，均为自行车班。
1956年，父亲参加工作时就在哈业胡同邮电所，其间这个邮电所归属乌拉特前旗管理，直到1960年乌拉特前旗划归包头市管理，后又于1963年11月复归巴彦淖尔盟(今巴彦淖尔市)管辖。父亲从业时，交通工具是一辆破旧的自行车。
从黄河北岸，到三湖河两岸；从梅力更以西，到白彦花以东；最北探到乌拉山前山地区，成为父亲奔跑的“蹄迹线”，在这片广大地区，共设有三十多个投交点，每天骑行近百华里。
年轻的父亲，怀着兴奋的心情上了邮路，他刚出班，自行车骑得飞快，按着规定的时间把报刊、信件、机要文件交给辖区内的政府机关、军队、厂矿学校……父亲勤快，除了投递业务，在单位脏活儿、累活儿都抢着干。物资短缺，伙食标准低，基本是“土豆划水，白菜游泳”，即使这样，他也以高标准要求自己，还利用工余时间走访用户，千方百计想办法将邮件送到收件人手中。按规定，对已搬迁的用户信件，未投出且查问不出新地址的，可按“迁移新址不明”退回，但他总是想办法多方打听，将信件送到收件人手中。1956年至1962年，共投出各种疑难信件297件。
每当开春，黄河流凌涨水，靠近河边的地段，水下有冰，冰下有水，成为三层。这时的三湖河两岸交通阻断。人们偶尔有急事非过河不可，也宁可多走几十公里，绕道而行。父亲扛起自行车，选择河水较浅的地段蹚过，等到了河对岸，双腿已经冻得麻木了，他脱下靴子，倒出带冰碴儿的河水，拧了拧湿透的棉裤腿，揉揉冻得紫红的双腿，继续赶路。
有一年春天三湖河开化，冰块儿相互撞击着顺流急下，令人望而生畏。父亲照常来到河边，为了邮件的安全，他把邮袋从车上卸下，挽起裤腿，扛着自行车拄着棍子向河里走去。冰块儿凶狠地撞击他的腿，就像锋利的钢刀切开了他的皮肉，血水与混浊的河水融在一起。父亲只能忍着伤痛继续前行，上了岸，放下自行车，再回对岸取邮袋。
有一次，他为了把急件送达，走夜路，遇上了歹徒，几个家伙手持利刃围住了他。父亲护住机要文件，正遇一辆军车过路，几个歹徒见势不妙便溜之大吉了。那时，在一些穷乡僻壤经常有盗匪出没，人们俗称“剥麻”。
一天，父亲连续奔跑，特别疲劳，不知不觉间就在一片开旷的高地上倒头睡了，等第二天凌晨天蒙蒙亮时，他才发现自己睡在一片乱坟岗上。
几年下来，父亲在乡邮路上遇到的艰难险阻已无法计算。1959年7月，经上级党组织批准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冬天时，刺骨的西北风裹挟着大雪，横扫旷野。有时，父亲要将信、报送给寺庙里的喇嘛，总会受到挽留：“进屋，上炕暖和暖和，吃完饭再走！”
“不啦，还有几家的信、报，我得送去。”父亲婉言谢绝。
“剩下的我替你送。”那喇嘛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
“我们有规定，不让捎转。”父亲和喇嘛握手告别。继续他艰难的途程。
我记下了当年父亲邮路的地名：刘海生圪旦、乔家壕、卜家圪旦、银赤老梁、吴家圪旦、善人圪旦、银匠圪旦、何满圪旦、刘三仲圪旦、刘虎儿圪旦、阎徐留圪旦、李二偏圪旦、李家油坊、高七圪旦、李广恒圪旦、杨媚毛圪旦、西鞋匠店、陈家圪旦、东鞋匠圪旦、田银生圪旦、柴脑包、骆驼脖子、西河沿、高家圪旦、刘富裕圪旦、打拉保圪旦、如意兴、李松树圪旦、打不素太村、贾家圪旦、恒元城北村、赵柜、石拉圪旦、杨四圪旦、马跃圪旦、郭四棉圪旦等等。单从这些村庄的地名就可以判断出，这条漫漫长路是很不平坦的，是啊，除了圪梁，就是圪旦。
统计显示，仅1959年父亲投出的信件就达8万多件，差错率降至0.023%。1956年10月至1957年12月，连续14个月未出差错。当时乌拉特前旗组织邮电职工学习京津工作经验，实行“五指排信法”，摸索出“复核点交，一眼看到底”及“报刊函件混合排列”等投递工作先进操作法。他虚心向老同志学习，刻苦钻研业务，能力水平大踏步向前，最终成为一名优秀的乡邮员。(贺志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