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一个革命母亲的故事
内蒙古新闻网  21-03-31 10:47  【打印本页】  来源:包头日报

  故居

  故居内展厅

  □文/记者姬卉春图/通讯员李敏敏

  山西的王家大院,是一座叹为观止的清代民居建筑。

  土右旗的王家大院,则讲述了一个可歌可泣的革命母亲故事。

  土右旗王家大院又叫王老太太故居,位于土右旗美岱召镇河子村。走进王老太太故居,百年前的风风雨雨已经归于平静,院中高大的海棠树已不见踪影,一棵80多年树龄的杏树和60多年树龄的榕树却长得异常茁壮,与王老太太的曾孙王小利一起,守护着这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小院落。

  三建王家大院

  这个小院先后兴建过三次,第一次建于清末,1916年被土匪卢占魁匪部烧毁;第二次建于上世纪20年代,1940年被日军销毁。之前的王家大院是占地1000平方米土木结构的四合院,分前院和后院。现在的王家大院是土右旗政府在2007年投资300万元在原址上恢复修建的。

  王家大院的主人王老太太本名乔培玲。1902年,19岁的乔培玲与美岱召镇河子村的王建业结婚,成为王家大院的女主人。

  清末民国的绥远地区,社会动荡、匪患连绵。1916年,土匪卢占魁部洗劫了河子村。当时,王建业景泰蓝做的马鞍子和白银做的马嚼子引起了卢匪的注意。穷凶极恶的卢占魁匪部将王家大院洗劫一空,并将男主人王建业打死在了自家的菜窖中,又放了一把火,烧毁了王家大院。

  那年,乔培玲年仅31岁,家庭的重担从此落在了她一个人的身上。由于年轻守寡,为了避嫌她就雇佣十五六岁的小孩子当长工。乔培玲亲自带着这些小孩子不分昼夜地在田间地头劳作。经过数年辛勤地耕耘,王家又恢复了昔日的家业,并建起了规模考究的院落。

  当时新建成后的王家大院四周建有高墙,墙上涂有白灰,朱红色的大门,门口有青砖影壁,分前后两院。前院曾作为我党地下工作者活动的地方,后院有房舍十余间,是长工们居住的地方,附带一个果树园子。

  三子投身革命

  王老太太有三子一女。

  老大王培玉,1940年来到大青山革命根据地。1941年冬天,他在下山为伤员采购药品和食物时遭遇日伪军而牺牲。

  三儿子王如玉,16岁越级考入北大,是三兄弟中最早与共产党接触的人。但在1940年以后不幸失踪,他牺牲的时间和地点至今无从考证。

  二儿子王经雨(原名王景玉),17岁在绥远省中山学院读书时,结识了刘深渊、杜如薪、苏谦义等进步青年,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对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

  1931年,王经雨不满校方的昏聩辍学回家,并与美岱桥村的革命青年刘深渊交往甚密。

  1940年春,党组织将美岱召一带几个游击队小组合并,成立了萨县抗日游击队,王经雨任队长。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王经雨带领萨县抗日游击队英勇顽强地活动在九峰山一带,先后组织参加了柳树淖、陶思浩等较大战役30多起以及不计其数的小战争。在整个大青山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5年,王经雨任萨县第一任县长,1955年被国防部授予上校军衔,1956年王经雨转业到地方,先后任中共乌盟盟委书记、内蒙古干部文化学校党委书记等职。

  大院成革命据点

  1938年秋,八路军大青山游击支队挺进敌后,到达大青山地区。党组织先后派于源、刘启焕、王弼臣等同志到土默川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活动。

  具有高度爱国热情的青年王经雨、刘深源等率先入党,王经雨打入伪民团赵明亮中队进行策反,并筹划组建游击队。从那时起,王老太太就积极支持并参加到了抗日救国活动中。

  王经雨的同学杜如薪是最早在王家大院开展地下工作的军政人员,1934年在王老太太的掩护下,以王家为据点秘密开展地下革命活动。

  1938年秋,王弼臣、刘启焕、于源等人相继来到王家大院开展地下工作。其中王弼臣长年化名李国英,以长工的身份为掩护,长期在王家大院活动;刘启焕是王老太太的义子,也是王经雨入党的介绍人,他化名六四小,白天以货郎的身份四处活动,晚上回到王家大院休息;于源是大青山支队敌工科科长,他以日伪军的身份来往王家大院与周边的村落。

  王老太太家有两处宅院,分前后两院。前院是四合房,上有避风墙,很严实,南边通过马圈有个不显眼的小门,北边墙旮旯里有个通往后院果园的小门,果园里有个1米深、1米宽、2米长的地窖,顶上覆盖着柴草,窖里藏着地下党的宣传材料。地下工作人员在窖里或者前院开会时,王老太太常常守在外边站岗放哨。

  王经雨的活动越来越频繁,在一次惩处汉奸特务的行动中暴露了身份,只好离开自卫团,上了大青山。1940年,日伪军到处搜捕王经雨未果,一把大火烧毁了王家大院。

  当年,王家是周围有名的大户人家,有2处房院,5顷水地,5辆马车,骡马、驴、牛、羊成群,树木3000多株。王老太太毫不犹豫地变卖了大部分家产,资助游击队的抗日斗争。

  全家转战大青山

  为了免遭日伪军的迫害,王老太太带着儿孙们去了呼市,投亲靠友,东躲西藏。

  得知王老太太的处境后,司令员姚喆指示游击队指导员杨思华,派人将王老太太全家接进山里来。

  1940年春天,56岁的王老太太带领大儿子和孙子、孙女全家人上了大青山,和游击队一起开始了艰难困苦的游击战争生活。

  在大青山上,游击队生活非常艰苦。日寇不断对大青山进行“扫荡”,部队的给养有困难,吃不饱,穿不暖。部队也经常被迫转移,王老太太一家有时被单独隐蔽在悬崖山洞里,有时同军政机关和游击队一起行军转移,情况紧急时多在夜间转山头。

  大青山悬崖陡壁,乱石嶙峋,荆棘丛生,年轻战士行军也颇感艰难,对一个年近60岁的小脚老太太来说困难就更大了。但是王老太太总以惊人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受到广大指战员的敬佩和赞扬。

  游击队在山上条件好时,吃一顿煮麦粒就是美餐了,有时吃野菜粥,有时吃炒大豆、炒扁豆、炒莜麦。王老太太每吃一粒大豆要在嘴里含很长时间,直至用口水将豆子泡软才能咬得动咽得下。两个孙子有时用牙咬碎、有时用石头砸碎让她吃。如此艰苦的生活也没有动摇她的革命信念。有人问她:你家生活富裕,家大业大,出来受这份罪干啥?她说:“死也不当亡国奴,打败了日本鬼子,我们就会苦尽甜来,就会过上好日子。”

  游击队里的好后勤

  王老太太不仅经受着艰难的游击生活,而且在精神上也经受了沉重的打击。女儿王培凤病故在神池县,孙女王友梅1940年病故在大青山上,年仅19岁。

  1941年秋天,由于游击队里出了叛徒,环境越来越恶劣,部队战斗频繁,绥西专署将王老太太一家及部分伤员送到归武县,由她大儿子王培玉照顾。王培玉在为伤病员弄药品和粮食的路上,遭遇日本鬼子,牺牲在毛不浪梁上。王老太太忍下悲痛,说:“国恨、家仇,早已让大娘铁了心,儿子们干不完的事儿,孙子们接着干。”

  王老太太是一位勤劳的老人。在武归县时,她带领几个孙子、孙女,同杨植霖同志的母亲、姐姐一起,把征来的羊毛加工成套子,搓成毛线为同志们做冬衣。还经常给同志们拆洗缝补被褥、衣服。谁的衣服破了,扣子掉了,只要被她们看见,非给缝好不可。同志们都称她们是游击队里的好后勤。

  1942年底,敌人“扫荡”更加频繁,县政府也经常转移。为了保证王老太太和杨老太太的安全,上级决定将她们送往山西偏关县解放区。

  1942年夏,王老太太和杨老太太带着姑娘和孙儿们先后到达偏关。当时因为敌人封锁严,部队的给养困难,党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敌人来了就打仗,敌人撤了就生产。王老太太和杨老太太与战士们同生死共患难,60岁的白发老人也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她们纺线织布,看孩子,种菜,种瓜。

  从1940年春天,到1949年全国解放,王老太太的足迹不仅遍布大青山地区的山山水水、坡坡岭岭,更踏遍了晋西北黄土高原的偏关、平鲁、左云、右玉、朔县、神池、五寨、岚县、兴县等县。还奔波在清水河、和林、凉城、丰镇、集宁、卓资山等地区。

  大儿子王培玉牺牲、三儿子王如玉失踪、孙女友梅也因部队缺粮少药病饿而死,失去亲人的打击一次次地压向了她,泪水也一次次打湿了她的衣襟,但她仍像九峰山上的松柏,不畏风雪、岿然挺立。

  延安来的记者根据王老太太的经历含泪写下报道《革命的母亲》,她的故事从此传遍了整个晋绥根据地。

  1966年5月,王老太太在家乡病逝。她毁家纾难,带领全家参加抗日斗争的感人事迹,至今还在内蒙古西部地区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


[责任编辑: 韩伟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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