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劳动人民自古就善于利用舟楫作为交通工具，即使在水系复杂、地形险要的黄河上，也常常是樯帆林立，这充分显示了我国劳动人民与大自然作斗争的无比智慧。
包头是一个水旱码头，有着千里黄河舟楫之便。清初以来，她一直是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的黄河水运枢纽，还被称为泊头。黄河水运促进了包头的商业繁荣，造就了其“水旱码头”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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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千年的黄河漕运史
历史上包头地区的水运情况，从有文字以来，可以上溯到汉代，汉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将卫青与匈奴大战，其主战场在今包头西至河套一带，就曾利用船只在黄河上运兵，“绝梓道，梁北河”，就是指大军渡黄河北上。东汉时期已利用黄河漕运转送军粮，“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少而军粮足”。今包头至河套一带，东汉时农垦水利很发达，大批粮食利用黄河船运，这是黄河中游航运业的开创阶段，北魏继承了汉代的政策，继续在五原、朔方一带屯田开垦，发展水利。当时北魏的范围在黄河北岸，而黄河南则是匈奴刘卫辰的地盘。登国六年(公元391年)，双方开战，结果，道武亭从五原金津(今黄河南岸昭君坟一带)南渡河消灭了刘卫辰。登国十年(公元395年)后燕慕容宝统兵八万，进攻北魏。七月份，军队打到了五原，“造舟收谷”，准备把魏国在五原屯田收获的百多万斛粮食运回燕国。北魏积极备战，“八月，道武帝亲治兵于河南。九月，师临河，筑台告津，连旌沿河，东西千里有余”。那时包头至宁夏的千里黄河上船只如梭，双方都利用黄河天险来抗争。
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北魏为了防御北方蠕蠕，需要从河西(今巴彦淖尔磴口县黄河西岸)运军粮五十万斛至沃野镇(今包头西乌拉特前旗境内)。大臣刁雍建议，“造船二百艘，二船为一舫，一船胜谷二千斛。一舫十人，计须千人。臣镇内之兵，率皆习水。一运二十万斛。方舟顺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牵上，十日还到，合六十日得一返。从三月至九月三返，运送六十万斛。计用人功，轻于车运十倍有余，不费牛力，又不废田”。魏太武帝对此大加赞赏，纳之。可见，北魏时的黄河水运已然很发达。
唐代沿河设防，西从灵武起，计有定远城西受降城、中受降城、东受降城、振武军等，黄河水运亦受到重视。
十一世纪时，辽与西夏对峙，辽占据了包头至西山咀一带，辽军利用黄河退兵西进，“相地造战舰，因成楼船百三十艘，上置兵，下立马”。
元代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元朝在黄河中游设立水驿，利用水上交通，邮传联络。元代著名的水利专家郭守敬也亲自来黄河中游考察，并倡导“船自中兴沿河，四昼夜至东胜，可通漕运”。中兴至东胜的水路长达一千二百余华里，要想赶路，必须在涨水的季节，每天航行三百华里。黄河水上情况复杂，一般不夜航，根据郭守敬所述，说明当时的航行技术已经很高。
到了清代，包头水运事业的发展就更快了，从“包头”地名的变迁即可看出。包头地名的来源尽管有多种说法，但要以“泊头”一名出现最早。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范昭逵奉命出使漠北和准噶尔，回京时是穿越包头的昆都仑沟，留下“抵泊头，就水下营”的记载。这个“泊头”就是清的包头，张曾在《归绥识略》中也谈到“归化城(今呼和浩特)西界至泊头镇三百四十里”，可见包头最早叫泊头。
“泊”是止船的意思，也就是所谓的码头。随着包头商业的兴起，除了陆运外，水运更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从甘肃兰州经宁夏、内蒙古至山西河曲的黄河中游都适宜航行。早在清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康熙皇帝曾亲自从宁夏横城坐船，“计二十一日，至湖滩河朔”，河朔就是今天的托克托县，可见这条水路不但作为商运，而且也作为官方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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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小渡口到水旱码头
黄河中游的航道西起兰州，东至山西河曲，全长三千余里，在陇海铁路未通车之前，是西北、华北间的交通动脉。民国以后至抗日战争前夕，是黄河水运的黄金时代。当时从包头至兰州间的货物有70%是走水路的。1922年京包铁路全线通车后，河口镇的水运业也转到包头，最兴盛时期，航行在黄河中游的大、小船只达五千艘以上。
黄河的船运分高帮船、七站船、小五站船三种，一般是用白杨木制作。这种船容易漂浮，吃水浅，适合黄河水位浅的特点。此外还有黄河中游特有的牛皮筏子，每年有三百余只从甘肃驶来包头。这种筏子卸货后，有的将牛皮在市面出售，有的将空牛皮筏在陆上驮运西返，都是单程行驶的。另外还有木筏，是由青海一带所产的松木编成，载货来包头后，将木筏拆开在市上出售，不再返航，这也成为包头木材的一个来源。
黄河中游每年从清明开河至立冬结冰，实际航行期只有七个多月。从包头上行是逆水行舟，主要靠人工拉纤，日行四五十里，从包头到宁夏就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下行则由黄河顺流而下，日行八十里，夏季涨水时日行达一百三十里，一条木船每年上下航行只有三次。
黄河木船水运效率是很低的，因此，早在1918年，就有甘绥轮船公司，购置了飞龙小轮船一艘，由包头至宁夏试航，行返两次，但由于黄河水浅，只能乘客而无法载货，不堪赔本而夭折了。1935年，太原经济委员会投资建造三百马力的浅水轮船一艘，一次能载客二百名，并能拖拽百吨重的货船，试行效果很好。逆水上行每小时达二十余里，包头至宁夏十三天就到了。可惜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黄河航道也就停止运输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包头商业发展的高峰时期，由水路经包头集散的货物主要是皮毛畜产品、粮食、药材等。粮食主要在五原、临河一带上船，每年进入包头达十万担以上。天然碱与盐主要在磴口、伊盟西上船，每年达五百万斤。宁夏、西宁的羊羔皮很多用皮筏运来，每年也达二万余张。每年用木船运来包头的西宁毛一千万斤、宁夏毛五百余万斤。每年从宁夏船运包的枸杞一百万斤、西宁大黄十万斤、兰州水烟二万余箱。当时从水路进入包头的货物占全部货物的一半以上，再从包头上火车运至京、津、华北各地。
黄河水运促进了包头的商业繁荣，所以有“皮毛一动百业兴”的说法，抗日战争时期，水运停止，解放战争时期没有能恢复过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有了新的起色，并且开办了正式定期用火轮拖载的货船。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更大规模地发展起来。黄河包头段的水面上，开始慢慢冷清了下去。
(尤允庆整理，文献来源：《包头黄河水运小史》《汉书·卫青传》《魏书·道武纪》《元和郡县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