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复生

　　壹

　　石拐地区处于阴山中段大青山腹地，正在农耕与游牧文明之分界线上，也是农牧、气候、降水的交错带区域。

　　达延汗统一蒙古后，石拐属土默特万户管辖。之后阿拉坦汗称帝建立(大明)金国，以丰州滩为根据地，振兴土默特部，修建库库和屯(呼和浩特)，与明朝通贡互市，汉族人逐渐增多，成为阴山一带主要开发者。阿拉坦汗引藏传佛教入蒙古地区，使该教格鲁派(黄教)广为传播。自宣德后，鞑靼、瓦剌、兀良哈部逐渐占领长城以北及阴山地区，明朝卫所官员招引边民于边墙外垦地营利。农牧交错带向石拐一带延伸。清朝建立后，在绥远地区实行“蒙汉分治”，就是通常所称隶属于归绥道的“口外五厅”(归化城、萨拉齐、托克托、清水河、和林格尔)，置协理，办理辖地蒙汉事务。石拐东部属萨拉齐厅。

　　清顺治初年，“各边口内旷地听兵治田，不得往垦口外牧地”。据《内蒙古通史》(曹永年主编)记，清廷在内蒙古地区实行屯田，设立各类官庄招民垦种，在大漠南北广建喇嘛庙对移民开方便之门，同时鼓励引导蒙古人自己垦种。

　　五当召建庙后，经章嘉大国师转呈理藩院祈赐寺名。公元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帝亲题“广觉寺”汉文，配蒙、藏、满、文匾额。同年，由理藩院会同乌兰察布盟，绥远都统和邻近旗执事，将茂明安、乌拉特东公旗、土默特三旗接壤处约三千平方公里的地域划归广觉寺所有，并办理了有关手续。这就是“膳召地”，俗称“召地”或“蒙地”。

　　这个范围内，计有可耕种土地6700多顷，其余为牧场、山林及矿产、房屋等。其界限东至固阳县下湿壕大小邦浪沟到武川边境，南至石拐白狐沟、大西沟一线，西至五当沟正沟到吉忽伦图夹浪沟西界及公益民神水沟，北至新建(大榆树滩)、东公此老南窑。另外，东公旗助理抵偿五当召债务，将麻池27顷、东河马场梁鸡毛窑子和固阳南甲坝120顷土地划给广觉寺，作为股子地。

　　贰

　　召地与民地的界限多以山脊披水、沟谷、季节河为标志。四面都有不明显地段，常有互相介入和争斗发生。有的自行调解，有的官府庙方出面解决。膳召地由庙方分配给寺内各分仓和庙外属民经营，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承包制。各分仓经营的土地再转租给属地农民耕种，秋后水地按四六分成，分仓四成，租地农民得六。旱地按三七或二八分成。为保护休养耕地，每年有一定数量押青地(休耕后伏天耕翻压青)不收租税。在上述土地中，有一千余顷户口地，为属民口粮地，也交纳少量租金。佃农耕种土地，也有以为召庙服劳役、打杂工抵偿租税的。长期的租佃往来，使蒙汉民关系日益密切，因此，交租数额也越来越灵活变通，遇灾荒歉收，也可减免。因为召庙和各佛仓每年都接收大量布施钱物牲畜，足可以供僧众生活和公益消费。

　　膳召地上，年均存栏大畜马、牛、骆驼1600头(匹、峰)以上，羊二万多只。这些牲畜以“放苏鲁克”形式委托给畜主或经营者放养，每年保本抽少量利畜，而绒毛作为喂养者的报酬。如果经营得好，还奖励几只羊甚至牛、马、骆驼。一般每年清点一次牲畜数量，结算红利和报酬。多年经营诚信者，可免清点盘查。这样庙方既不亏待畜主和经营者，又能增加牲畜总数，保证召庙肉食奶源及皮张需求。

　　膳召地上的煤矿，开始庙方经营并不景气。民国三年开始，租给漠南公司开采。召庙抽取股份和收取固定租金。按双方签订的合同规定，矿山所有权属五当召，漠南公司只有经营权。每年从总收入中提出一成作为召庙固定利润，其余再按合同交租金，大约为一千元左右。矿点最多时有16处，600多工人。民国二十四年，五当召又向漠南公司收每年200元后增加到300元的地盘费。

　　日本侵略中国后，占领了煤矿，掠夺经营。日寇投降后，绥远当局与召庙和地方政权组建了“绥远省广大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几近瘫痪状态的漠南公司拉锯式开采。

　　农历七月十三，还举办祭祀敖包等宗教活动。几千喇嘛、属民、朝圣者云集于此，上百座蒙古包搭建起来，于绿草地、林木丛中，仿佛吉祥的白云，人欢马叫，经幡飘扬、诵经祈福，一片欢乐祥和景象。很多饥民和无家可归的流浪人蜂拥而至，混吃放饭，还能收拾一点零食和小财物，聊度半月时光。大榆树滩东至今还留有“召房子”“卧羊台”“诵经台”等名称。

　　叁

　　膳召地还不断发生争地，占草坡草场等争讼官司。

　　清嘉庆初年，清政府下令各盟蒙旗上报所属寺院较有声望地位的呼图克图，车布登栋日布将广觉寺中活佛报成东公旗属庙的呼图克图，企图统辖。对此广觉寺一再申诉，后于1799年(嘉庆四年)理藩院钦差会同绥远将军衙门归化都统，乌兰察布盟查办，裁决为五当召庙仍归章嘉呼图克图所属，直属绥远将军衙门管理。

　　膳召地实行轮作押青，遇灾年有颗粒不收的，庙方就让地主每年报荒免税。这就给一些豪强地主以可乘之机，往往多报假报偷租漏税，而卖力耕田的农民却得不到好处。庙方发现后，有追加惩罚的，有硬不过无可奈何的，也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的。

　　民国四年，绥远垦务督办通知广觉寺丈量膳召地，召庙拒之不理。民国八年8月，把茂明安旗圐圙点素以南，腮忽洞以西，以及乌拉特东公镇一部分划出设立了固阳设治局，以后又将石拐(喜桂图)部分划入。民国九年设勘放五当召膳召地地亩局。民国十一年，中央政府在北京召开四十八大召庙负责人会议，五当召六世活佛桑古敖斯尔参加。会议主要讨论膳召地放垦事项，五当召表面答应，但并不实行。

　　垦务总局便串通章嘉呼图克图采取恩威并行手段，几经周折于次年先放垦五当召辖区内牧场四千余顷，一年后(民国十三年)固阳开始丈量土地。政府成立“垦务局”，属绥远垦务督办管辖，下设三个分局。五当召设立“地亩办事处”也称“绥远省五当召特别区公所”，具体管理放垦、土地租佃等事务，放垦地仍按四六或三七分成(即庙方四或三，耕者六或七成)。同年，起征“岁租”，即放垦膳召地押荒金。

　　民国十九年，放垦大榆树滩(色楞不浪)膳召地，固阳划归乌兰察布盟管辖，为第七区。当时武川厅境内仍有部分膳召地。因五当召上司国民政府中央宗教事务委员会欠清华大学一笔款，便把新建下湿壕和土默特边界一部分膳召地约800顷抵给清华大学经营，归学田公司管理。在召庙力争下，给庙方留下春坤山竹拉沟一小块土地，土默特旗划出一块牧地“卧牛湾”给以补偿。这样，就出现了后来吉忽伦图境外的两处所谓“飞地”。

　　召地放垦后，广觉寺对领地进行重新规划，基本耕地缩小为召庙四周三十华里范围。同时因失去大片牧场属民和牲畜聚居于召庙附近山区，畜牧业规模大大减少，其过去领地为农业或民地的半农半牧取代。

　　召庙仍留“户口地”分给属民经营维持生计。其余重新按分仓分配。居住在召地内的绍卜亥、柴脑包、大小淖兔、前后厂汗大坝、白菜沟、白彦龙、阿什浪等处的东公旗蒙古居民和从下湿壕色登沟、卓柱沟、巴音温都日等处迁来的土默特右旗蒙民聚居于磴口村一带，先后得到了“户口地”与召庙属民享受同等土地待遇。但由于蒙古民族过惯了游牧生活，特别召庙属民不会农活，经营农耕无方，多数租给汉民耕种，租税一减再减到二八或一九成。

　　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蒙区实行“不分不斗、不划阶级成分”政策。膳召地没有实行土地改革。直到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归集体所有。

　　“膳召地”二百年来的历史，虽是短暂一瞬，但它囊括了丰富的民族生活内容。正如钱穆所说：“中国文化发生，精密言之，并不赖于黄河本身，他们依凭的是黄河的各条支流。每一支流两岸和其流进黄河时两水相交的那一个角里，都是古代中国文化之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