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延汉简反映出的内容非常丰富，它不仅真实记录了居延地区的原始屯戍活动和兴衰历史，而且还保留了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重要档案和文献资料，涉及到整个汉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法律、哲学、宗教和民族等多领域的实际情况，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与文物价值，对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居延汉简的形制

　　居延汉简从制作材料来看，系“简牍”中的“牍”类，主要用当地生长的胡杨和红柳材料制作而成，竹简甚少。居延木简制作是戍卒日常的一项重要工作，因其用途和内容不同形制略异。先将原材料刨为椠木片，然后制成札条进行刮削，一般木简上下两端平齐，两面光滑平整。

　　居延汉简以其本身形状书写名称区分，有牒、检、板、檄、椠、简、两行、觚、册、符、传、过所、削衣等类。有例行公文、官吏任免、人事变动、边塞动静、军纪处理、奉廪劳作、物资输调、物品出入、检核、折伤等。此外，还有邮信、名籍、牒书、爰书、勋状、存档公文底稿以及吏民之间的买卖和借贷契约等等。以其性质和用途区分，一是文书类，有书檄、封检、符券、刑讼；二是簿册类，有烽燧、戍役、疾病死亡、钱谷、名籍、资绩、器物、车马、酒食、计簿、杂簿；三是信札类；四是经籍类，有历谱、小学、六经诸子、律令、医方、术数；五是杂类，包括无年号者、有年号者。

　　居延汉简的长度一般以汉尺为标准，因此又称为尺牍。尺寸最长的是出土于甲渠候官遗址的152号简，长57厘米；最短的是出土于甲渠候官探方51坑的165号简，长度仅为3.8厘米，系题签简。在全部木简中所占比例最大的属于汉尺牍的简册，为22.5厘米至23.5厘米不等。居延汉简木质坚韧，不易腐烂，保存良好，字迹清晰，主要得益于当地干燥的气候条件。

　　额济纳旗出土年代最早的纪年简为元朔元年(前128年)，有天汉二年(前99年)、太始二年(前95年)、征和三年(前90年)、后元元年(前88年)等纪年简。武帝中期的年简较少，昭帝至王莽时期的年号简基本是连续的，宣帝时期的年简最多。最晚的一枚则是西晋太康四年九月七日简(公元283年)。

　　居延汉简的出土都有具体的方位或层位，多为残册散简或零墨断简。保存较完整的簿册是用二道或三道细麻绳编缀，王莽时期还有用红绳编缀的。编连成册的简是商周至魏晋之间书籍的主要装帧形式。这些较完整簿册内容连贯，都有一定的行文程序和文牍格式，对于研究古代文档制度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居延汉简的研究

　　1931年5月，居延汉简运抵北京，由劳榦、贺昌群、向达、马衡、余逊等人分工合作，对汉简作了部分整理、考释工作。

　　1936年，原西北科学考察团首先将劳榦、余逊二先生的部分考释用晒蓝纸印刷成册出版，世称“晒蓝本”，这是最早的居延汉简释文稿本。

　　抗日战争爆发后，原藏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居延汉简被秘密护送至香港，并拍摄成照片，准备交由商务印书馆影印，但在制版过程中书版全部毁于战火之中。1941年，将居延汉简运往美国，暂存国会图书馆。1943年，根据照片写成的《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在四川南溪以石印版问世，次年《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也以石印出版，这是有关居延汉简较早的释文和考证。1949年，重新整理、核对、校改，加上了简号索引，出版了铅印本。

　　195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了《居延汉简甲编》，图版和释文有较大改进。1957年，《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在台湾出版，这是一万余枚居延简影第一次公诸于世。1960年，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之部》，居延汉简的照片和释文有了比较准确的本子。

　　198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发表了照片和经过重新修订的释文，同时注明出土地点，这推动了居延汉简研究的进展。1998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整理小组，借助红外线显示仪等先进技术设备，在核对原简的基础上，对原来的误释和未释的简牍进行整理，并对原有的释文作了纠正和补充，出版了《居延汉简补编》，补充了《居延汉简甲乙编》未曾收录的编号简和未有编号的简牍。

　　居延汉简分为七大类66项，第一类是简牍之制，封检形式、检署、露布、版书、符券、契据、编简之制；第二类是公文形式与一般制度，诏书、玺印、小官印、刚卯、算赀、殿最、别火官、养老、抚恤、捕亡、刺史、都吏、司马、大司空属、地方属佐、文吏与武吏、期会、都亭部、传舍、车马、行程；第三类是有关史事文件举例，汉武诏书、五铢钱、王路堂、王莽诏书用月令文、西域、羌人；第四类是有关四郡问题，四郡建置、禄福县、武威县、居延城、居延地望；第五类是边塞制度，边郡制度、烽燧、亭障、坞堡、邸阁、兵器、屯田、将屯、农都尉、罪人徙边、内郡人与戍卒、边塞吏卒之家属、雇佣与“客”；第六类是边郡生活，粮食、谷类、牛犁、服御器、酒与酒价、塞上衣著、缣帛、蟾褕、社、古代记时之法、五夜；第七类是书牍与文字，书牍、“七”字的繁写、《仓颉篇》与《急就篇》等。

居延汉简的价值

　　居延汉简的出土轰动了世界史学界，从20世纪30代起，汉简研究很快成为一门新兴的显学，成果丰厚，影响颇大。目前正式出版发表研究居延汉简的专著、通论性著作、专论性著作和各领域专论达百余种。此外，还有研究居延汉简的论文集和期刊、专刊等。

　　内容涉及居延汉简本体研究、居延汉简文字词语考释、居延汉简与汉代政治研究、居延汉简与军事研究、居延汉简与汉代经济研究、居延汉简与地理及交通研究、居延汉简与汉代思想及文化研究、居延汉简与汉代科学技术研究、居延汉简与文书学研究、居延汉简与语言学研究、居延汉简与书法艺术研究等其他研究。

　　研究工作从单纯研究孤立的简文，扩大到研究成册或同类的简，复原了各类文书档案，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也从文字考释转向更多更高的领域。居延汉简的研究已发展成为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文书档案学、中医药学、数学、天文历法、法律、军事、交通等各方面多门学科的世界性研究学科。（傅兴业/文）